杜甫的“三吏三別”是其敘事詩的代表作，也是經典的教材文本。一般關於《石壕吏》的教學，教師習慣關注敘事的過程，教學重點囿於理解人物形象。考察近年發表的教學設計，大多呈現以下模式：
首先，通過官吏與老嫗的對話理解詩歌內容，接著輕描淡寫地補充資料，最後將詩人的詩心直接呈現給學生。如此教學僅是從人物語言的淺層滑過，將杜甫敘事詩弱化為一般敘事作品，導致學生無法將之區別於其他詩歌作品。其次，教師補充創作背景後沒有從杜詩作為“詩史”之作的價值層麵深入理解，對作者的創作意圖隻是浮光掠影一筆帶過，導致學生對“何謂詩史”一知半解，缺少對作品人文精神的深入挖掘，對作品背後“聖”的意味感受不足，長此以往，“詩史”“憂國憂民”成了標簽化的概念，經典文本失去真正的滋味，學生也失去品味文學經典的興趣。
此外，有的教師將杜甫與白居易的敘事詩進行整合教學，學生對杜詩尚認識不清，又將其與其他詩人作品進行比較，這樣遠超學生原有認知的“越級挑戰”，由於未觸及詩歌之間有價值的比較點，就隻能從題材（現實主義）、情懷等角度泛泛而談，極大地弱化了經典文本的教學意義。
實際上，理解杜甫詩歌在文學史上的特殊性，不僅要體味其詩歌作品體式風格、藝術手法，還需要認識作品的經典價值，即明確“詩史”“詩聖”等評價背後的意義。杜甫詩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神瑰寶，蘊含著重要的人文精神和史學價值，教師如果能夠深掘《石壕吏》的文本價值，不僅有利於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進一步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心，還能讓學生在闡釋經典作品的過程中獲得豐富的情感體驗，培養“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因此，課堂教學要先讓學生認識到《石壕吏》的經典價值，打開杜甫詩歌閱讀的路徑之門，才能實現經典閱讀的真正發生。
孫紹振在文本解讀方麵利用矛盾分析法還原文本語境，認為“文學形象往往是隱性高於顯性，隱性決定顯性，故文學文本解讀學的任務就隻能是化隱性矛盾為顯性矛盾”。據此，本文聚焦《石壕吏》表層敘述下的內隱信息，即文本的不尋常之處。
“不尋常”與“尋常”相對，這裏的“尋常”指的是慣常的寫作表達和寫作手法，或是學生日常的閱讀經驗。對初中生而言，所謂的“不尋常”，是文本寫作與其閱讀經驗和生活經驗相背離的地方，這往往是作者為了表達自己真實的創作意圖而刻意為之。作者通過這些不尋常，強調某種特定內容，傳遞自己獨特的情感體驗與寫作意圖。教學如果能夠抓住不尋常的細微之處，在“尋常”與“不尋常”的比較中，還原文本、曆史語境，幫助學生理解人物形象，進而體會詩人詩心，就能促進深度理解的發生。
基於閱讀詩歌的一般路徑與學生認知發展的特點，結合詩史敘事傳統，本文將從語言層麵、敘事層麵、價值層麵三個方麵展開分析，試圖挖掘《石壕吏》的文學與史學價值，進一步理解“詩史”的意義。
“有吏夜捉人”的不尋常之處體現在“捉”“夜”二字的使用。
首先，“捉”與“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等一係列按帖選兵的程序不同，這次征兵采用了非正式的“捉”，不分男女老幼，隨機隨意。“捉”字的使用與一般征兵的敘述不同，強調“捉人”行為使百姓終日惶惶不安，處在隨時都會被“捉”的恐懼之中。此外，為了保證“捉”的順利，官吏選擇在夜晚進行，這也與常規的征兵時間不同。仔細分析，存在至少兩種可能：一來白天百姓要謀生做事，難以完成征兵任務；二來要避免百姓出門躲藏，增加捉人成功的概率。由此可以推測，白天官吏可能也在到處“捉人”，但是由於戰事激烈征兵數量龐大，夜晚還要繼續“捉人”補充兵力。杜甫以不尋常的敘事表達，說明此次征兵程序和時間的特殊，表現出當時“夜捉人”的情況並不是偶然。
“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中“逾”是會意字，本義為超過、越過，“走”在古文中表示跑，老翁聽到敲門聲後趕忙越牆而跑，這一動作十分敏捷、嫻熟。“逾牆”“走”兩個動作用來形容歲數較大的老翁，似乎不合常理。深夜本是一家人熟睡之時，敲門聲響起後老翁與老嫗反應如此之快，顯然石壕村村民對深夜捉人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長期寢食難安。杜甫的精妙之處在於，將“這一家”對征兵的惶恐不安和隨時生離死別的恐懼心理活動敘述得細膩周詳，在表麵敘寫征兵之苦上更進一步觸摸到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對人心靈的嚴重摧殘。
教師引導學生通過矛盾分析法找到用詞上的不同尋常，將安史之亂爆發後人民在困頓中掙紮的生活處境還原出來，從而深刻理解這些反常不是“這一家”的個別遭遇，而是戰爭中千家萬戶的共同命運。汪灝這樣評價《石壕吏》：“舉一家而萬事可知，舉一村而他村可知，舉一陝縣而他縣可知，舉河陽一役而他役可知，勿隻作一時一家敘事讀過。”由此可知，不尋常之處隻是戰爭時期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家可歸、饑寒交迫、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都是戰爭環境中個體生存的常態，是當時社會存在的普遍現象。
不同於純粹曆史的記錄，《石壕吏》采用了橫斷麵寫法，通過截取征兵片段反映戰爭曆史的縮影。這種寫法以小窺大，以血肉飽滿的形象，試圖呈現全景式的曆史畫卷和民族苦難心靈，表現戰爭人民的煉獄生活。《石壕吏》記錄了安史之亂時期國家的重大史實，呈現重大曆史轉折時期社會的複雜性，具有深廣的曆史意義和莊嚴沉著的美學特征，其中真實的底層眾生相也映射了杜甫對人性的關懷。以小人物的興衰苦痛記錄曆史，讓本不被看見的小人物被曆史照見，以獨特的關懷視角為時代裏的普通人發聲，充滿了“詩性”色彩，體現了作品的詩史價值。
除了在用詞上的不尋常，杜甫還在人物設置上表現其獨特的藝術匠心，以不尋常的寫作手法和靈活的敘事形式表現詩歌。
詩歌以“石壕吏”為標題，其作為全詩的核心寫作對象，卻僅有“吏呼一何怒”一處正麵描寫，實際上全詩處處有“官吏”，卻未直接言明。杜甫以不尋常的寫作手法，通過標題之顯與敘事之隱的方式，轉移寫作對象，將官吏形象隱身到文本背後，借由老嫗的言行塑造官吏形象。
筆者認為這一不尋常的寫作手法有如下幾處值得揣摩：
一是“吏呼一何怒”，此句重點在於理解官吏“怒”的反應。根據教材注釋，這裏的“吏”隻是一個小小的差吏，但對待百姓的態度十分凶狠蠻橫，開門便“怒”，很不耐煩，可見官吏捉人的行為時常發生，百姓經常受到恐嚇、威脅。結合時代背景，深入理解“怒”這一反應，官吏“怒”的原因在於開門的老嫗並不符合征兵條件，使得官吏無法完成征兵任務，我們可以推測，“這一家”絕不是唯一被強征的，官吏已經走遍了石壕村的每一家，而現實的矛盾是百姓早已無丁可征，官吏還在強製征兵，因此導致了二者的直接衝突。
二是“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麵對官吏的逼問、搜查，年老力衰的老嫗苦苦哀求，三個兒子都已經從軍，其中兩個兒子才剛剛戰死。顯然這個家庭已經為平叛付出了血的代價，但這些遭遇並沒有換來官吏的一絲同情。從“室中更無人”的“更”字可以看出，老嫗一直在苦苦哀求，回答中暗含著官吏的步步緊逼。
三是“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官吏為了完成征兵任務，逼著老嫗趕緊上路，“急應河陽役”表麵上寫的是老嫗上路之“急”，實則是為了寫官吏逼迫之“急”。
杜甫采用藏問於答的寫作手法，明著寫老嫗，暗著寫官吏，通過老嫗以“退”襯“進”的反複哀求，表現官吏的冷血無情。
細讀文本可以發現老嫗態度變化的不尋常：“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這裏“請”字表示主動請求奔赴戰場，“急”字寫出她希望立即上路的迫切心情，不同於之前“婦啼一何苦”的大聲啼哭，前後態度轉變巨大。從全文看，“老翁逾牆走”說明老翁已經躲藏起來不在家中，但沒有完成征兵任務的官吏不可能離開，這就意味著官吏隨時可能徹底搜查這一家，危急關頭老嫗隻能選擇挺身而出，阻止官吏進一步搜查，保護家中僅存的勞動力，留存家庭最後的希望。聯係後文“如聞泣幽咽”可知被強征的老婦十分無助悲痛，她並非真心願意前往戰場。由“啼”到“請”“急”鮮明的態度反差，是官吏逼迫下無可奈何的選擇。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戰爭的殘酷性，即不僅體現在生命的消逝還體現在活著的人的痛苦。
作為安史之亂的親曆者，杜甫同樣經曆了一路逃難、飄零寓居、家人離散的人生無奈與命運無常。強烈的態度反差，是其對某一特定人物的聚焦，“這裏的有，已滲透著人的情感趣味和價值選擇，變成了‘眼中之有’，或‘心中之有’，已不是客觀之有的原版複製”。杜甫有意凸顯老嫗態度之變，強調活著的人的痛苦與掙紮，表達戰爭時期人民的切膚之痛，將個人經曆與民族的苦難心靈相結合。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說：“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但應該指出：詩歌並不會僅僅因為記載了某些史實就成為好詩。杜甫其實並非有意於史；他的那些具有曆史紀實性的詩篇，以及那些記述自身經曆而折射出曆史麵目的詩篇乃是他的生命與曆史相隨而飽經憂患的結晶，是浸透著他個人的辛酸血淚的。”
《石壕吏》選取征兵過程中深夜捉人的場景，以紀實眼光觀察征兵，客觀呈現作品理性真實的一麵。但這種記敘並非忠實還原曆史而是傾向對具體事件的呈現，這符合史的特征。不僅如此，杜甫在融合原有敘事元素之上有所突破：
一方麵表現為突出曆史細節的真實感，虛構可能發生的事。詩歌中雖然沒有大量對官吏的直接描寫，但字裏行間都暗含著官吏的層層逼問，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這個夜晚還有多少老嫗曾向官吏訴苦？有多少麻木冷漠、殘酷無情的官吏在強製征兵？有多少家庭隻能在徹夜的哭聲中走上絕路？這些場景化描寫，是“詩、史異質互文，即詩歌敘事與曆史記載存在差異”。杜甫通過有意添加敘事的細節與枝幹，將強烈的感性表達建立在宏大理性的曆史敘述之上，以冷峻的筆法表現出戰爭對人性的摧殘，這是其詩歌敘事與曆史敘事的不同之處。
另一方麵表現在綜合運用藏問於答、電影的鏡頭感、敘事角度等多種敘事技巧。如“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以視覺感的畫麵描寫將人物置於天亮人散的別離中，如電影鏡頭的遠景一般，使無可奈何、悲痛絕望的情感無限延伸，增強了敘事效果。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通過用詞和寫作手法的不尋常還原文本語境，深入感知時代命運與民族苦難。杜甫之所以選擇這樣的表現方式，在於其情感表達的需要和對儒家倫理的倡導。借助矛盾分析法，可見《石壕吏》中杜甫表現的不尋常：與以往杜甫的詩人形象不同，全文沒有抒發任何一句議論或感慨，似乎沒有了往常的關切關懷，一反常態地近距離冷眼旁觀。探究原因如下：
間接抒情，與直接抒情相對，一般是指作者不直接表達或宣泄自己的情感態度，而是隱晦含蓄地在文中滲透，耐人尋味。將《石壕吏》與其創作時間相距不遠的《新安吏》相比，可以感受到兩種抒情方式的不同效果。《新安吏》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筆觸是沉重的，表達了對戰爭征收年幼男子家庭骨肉分離的深切同情，而後筆鋒一轉，寫道“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直接表達對參軍子弟的鼓勵和安慰。這首詩以巧設問答的方式，呈現出前後不同的態度，表現征收士兵保家衛國與骨肉分離的人倫悲劇的矛盾。反之，《石壕吏》則沒有直陳表白，而是以記言、記事呈現事件場景，寓“情”於記敘之中，看似沒有議論感慨，實則是表達方式的委婉曲折。
杜甫所抒之情是憂國與憂民的矛盾情感，因而呈現出不同尋常的詩人表現。不少學生認為杜甫的不表態，是因為擔心自己也被強征或是控訴對統治者的不滿。實際上，杜甫此時擔任華州司功參軍一職，按照唐朝規定是不會被強征的。
為了探究杜甫與以往表現不同的原因，我們從幾首詩歌作品探察其對於戰爭的態度。
杜甫的《兵車行》寫於唐朝前期的對外開邊戰爭，詩歌中直接抒發了“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感慨，表達對統治者窮兵黷武政策造成百姓深重痛苦的憤慨。
《潼關吏》中官吏介紹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後，詩人直接表達心中憂慮和對曆史教訓的痛心——“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與這些戰爭作品相比，《石壕吏》中的敘述極為克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杜甫選擇隱忍的方式一筆而過，是因為這場戰爭是唐王朝平定叛亂的衛國之戰。
黑格爾說，真正的悲劇不是產生在善惡之間，而是出自兩難之間，是兩種合理性的碰撞。作為堅定的儒家信徒，杜甫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擔當，麵對憂國與憂民的兩難處境無法化解。因此，杜甫不尋常的表現是因其將複雜的感情態度壓抑於敘述之中，以隱忍的方式藏於詩作之下。
這種將情感態度藏於字裏行間見微言大義的表現方式，是典型的“詩史”。借史家的“春秋筆法”將褒貶寓於敘事之中，形成了杜詩含蓄蘊藉的風格特點。辛小娟認為：“閱讀中國敘事詩歌作品，以及後人的闡釋解讀可知，中國敘事詩歌的使命不僅是為了記敘曆史事件，而且反映背後文以載道的價值體現和倫理道德，所謂的褒貶美刺。”
不尋常的表現，也反映了杜甫鮮明的儒家倫理立場和道德批判力量。據史料記載，安史之亂期間，唐帝國的人口減少70%，戰爭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從中我們認識到，這場平亂之戰不僅是戰爭時期人民走向和平生活的希望，也是曆史更迭、王朝興衰的必然規律。杜甫認清戰爭的形勢也深諳曆史發展規律，《石壕吏》中他有感慨興歎也有痛心疾首，以極為克製的態度借老嫗的口吻，表現戰爭對活著的人的傷害，冷靜地敘述人民生命飽受摧殘、人性被踐踏的社會現實。可見，杜甫並不是冷眼旁觀，不尋常的表現恰恰是因為他時刻將人民放在心裏，始終有站在國家人民立場上的胸懷和眼光。這反映了杜甫對儒家倫理的倡導，也揭示了杜甫的內在德性，即對人類最深層生命意識的關注——“生即仁也”，由此而推至的民胞物與情懷。
綜上所述，教師引導學生解讀《石壕吏》可以從用詞、手法、詩人表現等角度切入，發現文本的隱性矛盾，認識杜甫敘事詩歌的詩史特征及其經典價值：既忠於現實，又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直接理性反映，而是在對古典敘事傳統的繼承之上，以文學、審美上強烈的情感傳遞反映曆史，以詩的方式有力量地敘述曆史，從而實現作品的個性創造。其“聖”的意味表現為將道德價值、史學觀念作為判斷敘事詩優劣的標準。此外，杜甫身上的家國情懷與士人擔當是其被稱為“聖”的重要原因。這種儒家的自覺和不可遏製的悲憫情懷，成為後世文人的重要精神內核。
經典教學要依托深度的文本解讀，才能認識到經典文本的教學意義。葉聖陶認為：“課文裏所收的，選文中入選的，都是單篇短什，沒有長篇巨著。這並不是說學生讀了一些單篇短什就足夠了。隻因單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細磨細琢的研讀功夫。”
孫紹振認為：“對於語文學科來說，越是概念化，形象越是成為概念的圖解，情誌的審美價值和形式內涵積澱，越是容易遭到抽空。”換言之，如果擺脫了對文本的研讀和特定語境的規約，一味追求高度抽象的統整性，可能會使教學流於浮泛，甚至每一篇經典閱讀都成為人人可以搬弄套用的模式教學。如此，不僅文本的內涵意義可能被抽空，語文教師的作用也可能被懸置。
（注：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福建教育雜誌”。公眾號原文推送刪減部分內容，全文見原刊。）
作者：阮殷茜，我院2014屆畢業生，現執教於廈門實驗中學。
